天乐刚下飞机就赶来市集，在天福园生物多样性农庄的摊位前，一边感叹今年苹果品相不好，一边徒手扎垂在胸前的麻花辫。接着到沃土农耕吃了个枣，吃到虫眼，“这个……？”沃土的姑娘赶紧笑着换了一个，“我吃了一个夏天的虫枣啦！”又到悟博苑，“你这个摆得……”话还没说完，对方马上笑嘻嘻回应：“一会儿就收，一会儿就收。”她穿泛旧的白T恤、牛仔裤、凉鞋，装束简单，身上有一种久违的、光听说话的语速语气就一目了然的简单，一种日益稀有的、所有人都敢亲近，都愿意亲近的快乐。不知受她感染，还是本来如此，市集上见到的每个农友，天乐团队里的每个同事，连带来买菜的集友，都洋溢着这久违的、日益稀有的简单和快乐。如果城市里多一点这样的市集，我们是不是都愿意回归厨房、回归家庭餐桌？这是周六，“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三元桥·凤凰汇·里巷街区进行着，周围一圈城市人熟悉的连锁餐饮：咖啡馆、小酒馆、各种设计风格的中西餐，农夫市集排布在它们中间的户外空间。过去几年，农夫市集每周二、周六、周日在北京的三里屯、三元桥、五彩城、香格里拉饭店、崇文门等地定期举行，都是场地邀请入驻。也有嘉里中心、国贸几个商场和酒店不定期邀请市集来举办。市集那天，农友都是前一天或当天凌晨摘好菜，清晨出发，赶到市集，下午市集结束再返程。除了天福园、悟博苑、沃土，那天来参加市集的还有一墩青、德润屋、顺义农户陈艳红、喜乎面点、青草山人、秀才豆坊、米酒姐姐、布乐奶酪、柳树家的、宋师傅蜂蜜园、平人农场、快乐返乡青年、沃翠源等一二十户农户，他们是天乐和她的同事们过去十年里精挑细选出来的真正有机种植的独立小农，大多来自北京郊区和临近的河北、天津。每个摊位上的产品都不多：天福园经过窑藏后的伏苹果；青草山人的饴糖米粉月饼；德润屋的菠菜、空心菜和紫苏叶；柳树家的松针纯露、野玫瑰纯露……真正的有机农业，几乎注定了是小农经济，规模不会太大，农作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不会太多，但都是应季的、健康的。我也在市集上品尝、购买了几样，天福园的苹果35元一斤，当然贵的，但你去尝一口，就知道人们为什么认可，不是某种精致、豪华的味道，不不不，相反，是一种朴素的、苹果原本的味道。▲在干净而没有生命力的大厦之林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像沙漠里的绿洲，带来真实的生活的味道，带来绿色的生命的希望。市集旁还有奥北环保（aobag）的十余个白色大袋子，回收PET瓶、泡沫、书报在内的14类垃圾，是农夫市集旗下专门负责推广环保生活的项目“绿主张”和志愿者共同管理，让集友来买菜的同时，还能把家里的垃圾带来做精细化分类。绿主张还负责“散打”和“二手袋”区域，前者是指消费者自己带包装物在市集上散买杂粮干货、自带水杯打豆浆等；后者是指，赶集必须自己带袋子，实在没袋子，可以取一个二手袋，这些二手袋是集友从自己家里带来的闲置袋子，干净、结实。“散打”和“二手袋”都是为了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鼓励大家尽量循环使用包装物，在源头减少垃圾。这在市集的老顾客那里，早已是一项默认的传统。天乐曾经在朋友圈里盛赞过一位集友，今年因为疫情，几个月没法赶集，只能网上购买，但所有包装和瓶瓶罐罐都存着，洗干净，开集后一次性带过来还给农友。那条消息使我感动，也使我羞愧。那天晚上在集室还有一场分享会，“绿我农场”创始人大黑讲述在西安实践澳洲活力农耕农法。“集室”是农夫市集的实体店，两家，一家在三元桥里巷，一家在上地橡树湾。集室出售市集上这些农户和全国生态小农的有机食物，是这些农友在北京的重要橱窗，也是业内的标杆。而分享会的历史，和市集一样长，十年前第一场市集起就有圆桌讨论，来赶集的消费者、农户，一大圈人坐下来自由讨论。
三元桥的集室，一半是售卖区，一半是活动区，还辟了一个小区域做开放式厨房。市集的同事们，每天的午餐和晚餐都在这里一起做、一起吃，食物就在市集和店里就地取材，他们吃进嘴里的每样食材，包括每样调料，都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由谁种植，也知道它们将往何处去——人们惜食、爱食，食物的根、茎、叶都会被食用，实在用不了的部分，就切碎放进堆肥桶，请农友带回农场堆肥，以环保的方式再次返回土地。天乐称农户“农友”，称集室的消费者“集友”，同样是“友”，二者是平等的。以前的用词，无论“农民”还是“消费者”，都藏着某种傲慢与偏见。集室的每件产品都详实标注了生产者，因为这些信息，和天乐过去十年里在各个平台上不紧不慢的述说，使集友们借助物品，最终越过物品，看到了人。所以第一次来赶集时，我最先看到的不是那些农产品，是一个个农人，因为读了他们很多故事，甚至有见偶像的忐忑：天福园的张志敏曾经是外交家，19年前开始，在土地上践行“以生命欣赏生命”的农业艺术；“柳树家的”主人金鹏在大兴安岭采山货，他写的森林，胜过无数文学作品；名满京城的大厨耀扬曾经向“快乐返乡青年”农场主人黄利峰学做菜……农友们在市集上骄傲地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午饭时，就以“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各自的成果：悟博苑送大家玉米，布乐奶酪送面包，有人送苹果和月饼……这些各自在地里埋头干活儿的农友，因为市集，多了一扇卖菜的窗口，也和志同道合的人们有了一次次相聚的机会。河北三和雨顺农场的李栋枝曾经在市集留言墙上写下一段话：“田埂上住十年，少与周边人交谈，两种不同的思想很难融合在一起，一个人的有机路，孤独到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凭着心中的那束光，第一次来到三元桥集室，那是回家的感觉，恰似遇见多年的挚友，欣喜若狂！回家的感觉真好，不再孤单！”虽然是农友，但他们不使用化肥、农药，全程以有机的方式种植、管理，他们都是新农人，与周围化学农业规训的常规农民的思想，的确很难融合。
十年前，一群住在北京胡同里的国际艺术家发起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旨在对接消费者和有机种植的小农户，当时正在一家从事食物和农业的国际公益机构担任项目官员的天乐正在研究“替代性食物体系”，希望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商业体系下的买卖关系，听说市集后，觉得道路一致，便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随后几位国外创始人相继离开，她接过旗帜，一直举到今天。天乐有资深的NGO工作经历，关注环境、社会公正和社区发展。面对日后越来越频繁的灾难，食物既能解决实际问题，又能串起当地资源，会成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起点。食物看似个人行为，但现代农业的兴起，已经严重伤害了土地和环境，看到土壤受到污染时心是痛的，唯有吃干净的食物，从伤害自然的食物体系中脱离出来，去支持那些呵护土地的小农，才是和有益自然的力量站在一起。所以接过农夫市集的旗帜，是很自然的担当。
▲“市集绿主张”在市集和集室的角角落落都有这样用心，但是友善、温柔的提醒。站在这些角落前，我脸红得发烫，感到惭愧，一直以为环保只在野外、只是大机构的事，但就在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里，可以做的事情这么多。一部分因为这些经历，一部分因为天性，天乐耿介爽直，也嫉恶如仇。那天和她在集室吃午饭，某著名乳业公司的人过来推广一款新面市的子品牌，自称“有机牛奶”，希望在市集摆摊。比起他们自己庞大的销售系统，市集能为他们带来的销售额微乎其微，但出现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意味着市集不仅对产品背书，也认可背后的品牌和企业。因为臭名昭著的三聚氰胺事件，和对整个行业的了解——特别是几大乳企对牧民的压榨和对草原环境的破坏，天乐一听就来气，直接拒绝，“不可能，我绝不可能和你们合作，再不走就要骂人了哈……”刚一说完，又怕对方难过，心又软了下来，细细解释了一长串原因。那天真是热闹啊，市集已经结束，集室里还人来人往，有集友来买菜，有农友趴灶台边点评（贬损）午餐，有同事间工作上的讨论（争执）……在一个不到100平米的空间里，多条线索交织进行，平等、互助，高效但平和，鲜活而秩序井然，如果不是天乐介绍，根本分不清谁是农友，谁是集友，谁是市集工作人员。就在不久前，一位农友生病，挂不上号，天乐还请同事和集友出谋划策，最后及时医治。在那个热闹而并不喧嚣的屋子里，我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社区的活力和彼此间的照顾和关爱。市集一做就是十年，初心看似帮农友卖菜，但背后是有那么多环境友好、健康生活、节制消费、公平交易、不剥削的商业一类理念想要分享，所以市集外，天乐还做了一个媒体平台“食通社”。多年前，她在中国发展简报工作，那是当时NGO的核心传播平台，力图打破不同NGO机构间信息的不互通，食通社也一样，看上去，如今的有机农业已呈星星之火之势，但各自为政，真正的沟通和往来都不够，食通社希望打通这些壁垒。这些年，天乐就这样左右手各举一面旗帜，一手市集，以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的形式，实打实帮助小农；一手食通社，以NGO的形式，传播理念，在细雨中朝向整个社会轻声呼喊。假设一个人热爱美食，活到几十岁，一日三餐，这一生要吃多少顿饭？但这一生喂养自己的食物，我们可曾吃明白了？食物究竟是什么？仅仅供我们维持活着，因而不屑一提的纯物质的存在？还是满足我们口腹之欲，因而在珍奇和奢靡上可以无止尽追求的存在？仅仅和个人的口味、营养相关，还是和更深层的心性相关，并连带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当代的都市人来说，我们接触食物的方式还剩下几种，外卖、便利店？在来到我们的餐盘前，食物走了怎样的旅途？离开我们的餐盘后，这些食物又去了哪里？我们的饮食是否对环境造成负担，对社会造成不公？而今天，食物最根本的问题是：它安全吗？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所谓的美食，但对食物，其实毫无感觉、知见，就是这么愚笨。因为去见天乐，连带着拜访了全国在不同环节做有机食物的十余人，才恶补了那些背景知识：工业化饲养、土壤污染、现代农业……知道吗，著名动物保护学者珍妮·古道尔竟然写过一本和食物相关的书，《希望的收获》，副标题是：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以食为养，食物是最大的养生，食物可以疗愈人，也能疗愈自然、疗愈生态，虽然疗愈的核心不是吃什么，而是静下来。所谓与自然和谐，最基础的就是在食物上和谐，吃简单、健康的食物，不然，一个时代的觉醒，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都会没有根基。知易行难。连续半个月的走访，感叹那些即使在做有机食物的事业，在说着“吃健康食物”一类的话，在为“回归环保、朴素生活方式”摇旗呐喊的人，真正在生活中践行这些理念的，少之又少。天乐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员。看起来，农夫市集的发展速度、市场份额比不过一些同行，但当人人都深陷资本的泥潭，在其中乱撞而不得方向时，她始终不曾偏离航向，始终不曾忘记要去的地方。重要的是，她自己的生活，整个农夫市集，都在“环保、健康、朴素、有机”上，知行合一。只有真正活出来的人，才有真实的力量。而且她活得如此平和，不摇旗呐喊，不党同伐异，只是细水长流着。
▲三元桥集室一角。如果家附近就有这样一个市集、一家集室，这样一个温暖的食物社区，真实、幸福的生活就有根有源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刚刚走过十年的时光，请一定继续走下去呀。
行李：来之前看资料，很震惊，过去十年基本是一个数字时代，谈投资动辄数亿资金，谈流量动辄千万粉丝，而你们，作为有机界的标杆，做了十年市集，结果只和五十多户农友合作。天乐：你说得对，我们办了十年，规模并没有更大，也蛮惭愧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的核心价值还在。如果想做大做强，不是没有机会，但我们都拒了，我们就是为小农服务，这点很明确。从主流商业的逻辑来看，有点固步自封，但很骄傲的是，没有背叛最初的理念。最初办市集时想法很简单：对接农户和消费者，但为什么做件事，背后有很多考虑，我们的出发点一直没有变。行李：这十年保持初心真难呀，来来往往、生生死死，而你们还在原地，还活着。天乐：这十年，有机界死了好多所谓的同行，很多人进进出出这个行业，我们起码活着，农友和消费者也对我们信任。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做对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做大。当然我们应该把它做得更大更有影响力，但如果代价是走歪了或者偏了，起码现在这个团队不愿意做那样的取舍。这几日正在准备庆祝市集十周年的活动，我给最早的创始人写信，说，你们当初创办这个市集的很多想法现在还在实践，十年前的农友，有一半还在，天福园、悟博苑、柳树家的，都是从一开始就在。天乐：最初是一帮国际艺术家搞起来的，觉得应该办一个农夫市集，支持做有机农业的小农，也让城市人理解食物的来处。最早的地方也在草场地、方家胡同46号院这样一些偏艺术的社区。我是最早的志愿者，前两年分文不取，第三年还是第四年开始拿一点薪水，之后就全身投进来了。天乐：对，很严。首先要做到最基本的有机；其次是财务独立自主，别给我来三五个股东投资人，基本干不成。我们找的农户，都是自己想种地，爱琢磨种地这事儿。光这两条就筛掉了大部分，这些年申请加入市集的，少说也有五六百了，但最后我们就筛选出这些。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平台像我们这样去考察农户的，同事比我卡得还严，下午我要跟一个同事吵一架，有一个农友，我觉得可以了，他们死活觉得不行，看得有点太紧了，没必要。天乐：市集有点像一个劳动合作社，大事大家共同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理解他人，以及不同想法间怎么达成共识。对我们这样一个相对有点民主的机构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每次都执行他不认可的事，那就意味着集体决策的大部分是他认可的，这样大家才能走到一起。如果每个人都说你是对的，那也很可怕，肯定是假的，或者那些人没动脑子。我们的例会在圈子里很有名，“你想来看吵架吗？那来参加我们例会吧。”我们团队也不大，核心的就十个人左右，该反对的时候你反对了，该赞成的时候你举手了，就要为这个共同决策负责，不要迁怪。一些时候有同事一意孤行，其他人也没阻止，如果那个一意孤行是错的，这就是我们集体要承担的责任。回头看，农夫市集不是“我怎么样”，是我们运气足够好，吸引到一批秉承同样理念的人，也许收入并不好，也许有些不确定性，但就像我一个同事说的，要是我们走歪了，早就不在这儿干了。在这儿干，是觉得三观比较接近，觉这个事很值得，同事之间关系也非常好。这些年同事也来来去去，每次新加入同事，都会带来一些新东西，但都在支持农户的基础之上。有同事刚进来时会觉得：为什么那么宠着农友？原来我们不管农友送来的菜长什么样，都帮着卖，现在也会跟农友协商。有的农友卖份菜，地里多的时候，一份菜特别多，地里少的时候就这么少，但价格一样。我特别理解农户，多的时候多给你一点，少的时候少一点，但消费者接受不了。以前要是消费者不满意，我们会回应：“那你就别买了。”现在也会和农友协商。行李：但今天在现场看到你们，氛围真好呀，一群那么快乐的人，如果纯粹看做的事，根本分不清集友、农友还是市集的工作人员，像一家人。在拍农夫市集的纪录片《食为天》里，我看到有一个消费者帮天福园的张老师卖东西，比张老师自己卖得还好，还有说服力。天乐：是的，你在市集上看到的那些人，除了农友，也有一些消费者在帮农友卖菜，不熟的话，分不清的。行李：看你刚才在市集上走一圈，说天福园原来苹果的品相更好，说沃土的枣有虫，去悟博苑时说摆放不整齐……都只是一两句话，恰到好处的点拨，对方马上积极回应你。天乐：那就是我日常和大家沟通的方式，不是用脑子想什么沟通技巧后的结果。人与人长时间的接触，才能真正用直觉、用心体会他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不用动脑子想怎么处理。天乐：对，我性格其实很硬，容易生气，前阵子还在市集跟农友发飙，但对事不对人。我们跟很多农友打过架的，但我能体谅农友不容易的地方，也理解每个人的性格都会有些小缺点，看人看大面，如果整体是好的，哪怕他实际上做出伤害市集利益的事，都可以协调，另一方面也要想自己怎么调整。我们有些同事比我有耐心，愿意帮农友做很多事。行李：此刻置身这里，有种“每个人都爱每个人”的温暖。天乐：哈，我们从来不说这么佛系的话，但在行动上会彼此照顾，最神奇的是我们这个厨房，任何时候来，绝对有饭吃，总有人去给大家做饭，以前人更多，一个同事要做六七人的饭，但就是有人去做饭，做完以后绝对有人刷碗。行李：你自己这十年应该也有很多变化，但你竟然一如既往的做同一件事。天乐：因为我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还能专注的做想做的事，也有比较多的自由度。天乐：对，确实没有以前会熬夜了，以前一天睡五小时都没问题。天乐：所以我很感谢这份工作，首先吃得健康了，以前会叫外卖、吃宵夜，在外面吃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自己做饭，生活更真实。我一直觉得环境的破坏跟人的欲望密切相关，人的欲望如何产生，如何被驱动，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已经有很精彩的阐述。对我，疫情期间生活方式的调整让我更加关注自己的欲望和需求。记得可以出门后，第一次在外面喝了杯咖啡，当然很好，却并没有带来太多满足感和快乐。反倒是后来回到集室，发现同事炒的菜有剩，凉着就吃了，反倒挺开心的。同事们过得比我还好，像徐亮，她刚才说谁要去她家，不是因为她家大，是因为她在农村租了一个院子，就会有我们的志愿者带着小孩儿跑去她家过夜。她吃纯素，就在院子里自己种点菜，离几个农友也很近，也在那里买一点，吃的东西全是认识的人种的，出门也都自己带饭。我也越来越理解那些清心寡欲的同事和朋友，简单一点生活，人真的平静很多，关键是吃得挺好。天乐：对，因我们在过自己认可的、想过的生活，首先是自己的各种需求被满足，不止服务他人，也服务我们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肯定有很多难事，但精神上比较轻松。我们有个经常合作的公益机构，我说你们不容易，那么多年还在一起。他们回应说，可能就是因为一直不赚钱才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也是，没有钱，其实是一个门槛，冲着钱的人就不会来，大家都是冲着事来的，既然冲着事来，首先是想把事做好，都是有事业心的人。行李：他们动手能力强，状态也好，饱满的生命力。在城市里，大家慢慢只会动脑子，虚拟世界里的时间越来越多，连和人实际交往的能力也变弱了。但在这里，身体能动起来，也一直有具体的人与人的往来，而且一起吃饭。天乐：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有时农友也会拿菜过来，就大家一起做一起吃。人的身体很重要，通过身体的劳动带来感情的联系，大家关系那么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一起做事情，能体会到相互的照顾。当然，例会的时候也会拍桌子吵架，好几次都有同事拍完桌子冲出去，过一会儿回来一起吃饭（笑）。我们为同事提供餐食，午餐和晚餐都提供，你只要愿意，早上八点来做早饭我都没意见，但不报销外卖的钱。其实也不是不允许你叫外卖，而是鼓励你在店里做饭吃，没有餐标限制，自己看当天想吃什么就拿菜去做。我们有那么多“绿主张”的项目，要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结果自己还在那里吃外卖，这就不合适。我其实是个贪吃的人，厨艺很一般，原来也经常叫外卖，后来就自己调整，也不用多大的调整，只要你愿意让掉一点点便利。要说到做到，知行合一。
▲来市集上赶集的集友，都是这样的装扮：自带购物袋，购买散装物品。一个没有污染的市集，是所有人一起完成的，但也是市集潜移默化的结果。做市集，卖食物，就是食物教育本身。
天乐：我之前在中国发展简报，相当于中国NGO组织的核心传播平台，九十年代有很多国际NGO组织在中国工作，但各个NGO之间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哪怕在同一个县开展工作，所以需要一个行业媒体，让大家的工作一目了然。那期间对我影响挺大的，了解了NGO和它们关注的社会议题，也认识到了NGO的局限。从那里出来后，去了美国念书，然后到明尼苏达州一个名号很响亮，但其实挺草根的机构“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做事，国际组织做事，总归是隔靴搔痒，至少很难立竿见影，现在市集的工作比较务实，能帮一个是一个，自己也很清楚每天的工作都产生了哪些切切实实的效果。在NGO时，很风光，但那是一个听起来蛮高级的岗位带来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天乐：按照原来的生命轨迹，无论在体制内的媒体，还是像我这种英文很好、有国外学习和工作背景的人，去做那些很虚的事，也是很容易混日子的，薪水好，社会地位高，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我现在也还在混日子（笑），但至少没有拿着高薪，装模作样说我在做一件很崇高的事，但其实做的事没任何意义。天乐：我一直对社会不公这件事很敏感。我是上海人，小学四年级时搬到一个棚户区旁的高楼里，当时有两个选择：过繁忙的中山北路，去对面上一个好点的学校；不过马路，就在马路这边上一个垫底的学校。我妈不想让我过马路，觉得太危险，就上了马路这边的学校，全是棚户区的小孩，他们的父母是上海最底层的苏北人，几乎没有人在像模像样的单位工作。很多上海人都觉得这些人素质很差，甚至老师也不喜欢棚户区来的学生。你能感觉到，老师对你（高楼里的孩子）不一样，去同学家，也知道同学家跟你家不一样，差异还是蛮大的。但你说，同学跟我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中也有读书很好的，有待人接物很好的，有善良、真诚、仗义的。我那时就体会到，人是一样的，但因为环境和社会，让他变成了不一样的人。真正有影响是读大学时，了解了“希望工程”，也常和父母出去旅行，在山区，看到很多贫穷的状态，小孩子没有书念，就会想，为什么只是因为出生地不一样，所有事情都不一样了？再大一点发现，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如果农民不种地，我们都得饿死。食物是我们生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但种地的人居然在社会最底层，这是错的。在上海做记者的时候跑过金融领域，那时陆家嘴刚起来，那帮人有钱，工作环境体面，日子过得非常好，但他们对社会到底贡献了什么？我到现在也觉得他们没有对社会做出值得那份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贡献，这种关系应该被改变，如果短时间内不能改变，起码让一部分农友挣得体面的收入。所以农夫市集一开始就提出“公平贸易”主张。主流的公平贸易是西方提出来的概念，最早是欧洲国家意识到贸易不公平的问题，他们提出一个方案：他们要喝的咖啡和茶来自发展中国家，比如咖啡从原产国卖出来是5分钱，到伦敦超市卖1块钱，消费者会多付5分钱给到原产地所在的社区，这样对方收入就翻番了，而对消费者来讲，只是多付5分钱，就可以参与公平贸易。这是主流公平贸易的叙述和工作手法，没什么不好，但我们的公平贸易是：生产者提出他觉得公平的价格，一个能够覆盖他的生产成本，也能让他体面生活的价格，至于消费者愿不愿意买单，是消费者的决定。当然农户也会考虑市场因素，太贵也卖不了，但我们市集上有些很疯狂的定价，也有人买单。天乐：一开始管过，后来发现我对价格不敏感，“管”这件事就是错的，让农户自己去定价。市集是一个小的市场经济体，他们会自己做判断，定得精确很难，但定个大概齐是可以的。比如今年定一个价，要是价格太高没人买，自然会降下来，但如果定得太低，年底发现没赚钱甚至亏钱，第二年他肯定会调整，也不一定完全调价格，也可能调生产和销售方式，反正他会自己调整。天乐：它非常市场经济，消费者也会选择，有些消费者只选便宜的，有些消费者就喜欢那几个农友，贵不贵都买。我的观点是：消费者既然没有资格跟苹果、LV这样的企业讨价还价，就别欺软怕硬跑这儿来跟农户讨价还价。人的尊严就是我的劳动被认可，这个认可，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每次都来买我的东西，也是一种认可，让劳动者有尊严，不压价。天乐：头两年没收费，那时我们都是志愿者，没有人力开支。后来花钱的地方慢慢多了起来，就开始向农友收费。刚开始他们不能接受，后来我们把农友分成三档：微农户、家庭农场、企业。每档收费不一样，每月从50元到1500元，都有。我们社区店是自负盈亏的，店要是赔了，我们就干不下去了。天乐：只能说没赔钱，但我们的工资在北京一直算很低的水平，不像很多公司，公司账户亏损，但高管一个月五六位数的工资拿着，这种大资本的游戏很可笑，我们完全不想参与。之前很多投资机构来找我们，出于好奇也会接触，最后都只是印证了我们的想法：道不同不相为谋。三元桥的店还好，东边顾客多，消费者基础好，都愿意开车来买菜。上地店难一点，那边IT人士的比例太高，还挺难要求996的社畜们关心食物品质和社会公正的。天乐：是，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即使有了家庭，日子也不一定能过好。我昨天在内蒙的阿拉善，有一个“西北新农人联盟”的小聚会，有个爸爸带着小孩来，11岁，西北三四线城市的教育水平，理论上讲肯定不如北京，但孩子表现出来的那种接人待物和灵气，真是太好了。在北京，花再大的力气也不一定教出这样的小孩来。行李：看你们之前寻访农友，也会问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湖南有个做米酒的米酒先生，他说在乡下，孩子至少有一个好身体。公司也一样，有几个公司的员工和领导是生机勃勃的呢？回头想，挣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生命质量更高，现在已经在通往目标的路上夭折了。而你们，每天都过成了生活应有的样子。天乐：我们的很多农友都做到了生活和生产的合一，小孩子也能参与，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多。至于我们自己，要认命，做了这样的工作选择，就意味着你不会赚很多钱，那就过简单一点，在赚很少钱的基础上过一种好生活。很多人过得苦，是他借债做一些事，或者有很多填不满的欲望，我们没有借债，除了吃也没啥物质欲望，一直是量力而行。天乐：困难很多，没钱，同行各种拆台，消费者不理解……我们最硬核的消费者，撑死了也就几百个吧，但即使这些集友，也经常来了以后只找他想买的菜。我自己买菜，有什么就买什么，没有的也不惦记，因为随时随地，这些农友也能供应至少二三十种蔬菜，无论营养均衡还是口味满足，都够了。但我这样的消费者还是太少。很多人会说，你们这儿菜品种太少，但其实不是品种少，是你夏天想吃冬天的菜、冬天想吃夏天的菜。我们的水果更少，每天也就几种，可能还得把小番茄算上，但现在你去任何一个超市，随时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三四十种水果。但其实品类这事，我还想多说两句。我们单个农户的种植品种都超过普通农户，普通农户都是商业化种植，专攻一种或几种，市集上的农友，每家都尽量多样化种植，但因为只种当季、当地的，所以一个市集上的产品加起来，肯定比超市和菜市场少，但超市是来自全球各种单一化农场，而且顾客经常喜欢找非应季产品，在市集上找不到，就觉得东西少，我今年统计了几次，每次市集上都能有三四十种蔬菜，而且每种蔬菜都有好几个品种，这也是比超市更丰富的一个点。行李：现在的消费习惯，已经忘记了时间、地域的限制，基本任何时候都可以买到所有菜，我自己买菜时也没有季节感、时序感，我们也没这些知识储备，你们应该在店里做一些常设展览的。天乐：我们也不想絮絮叨叨教育人，不想声嘶力竭，当然也可以说我们不够努力，就随缘吧。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困扰来自于，很多人只说不做。大家都会理所当然地说，我要先活下去，所以我做不到我说的那些正确的事。如果做正确的事活不下去，要么是这件事有问题，要么是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到不能让这件事活下去。但我们还是有一点乐观的想象，也对自己有要求，用一种有效的方法，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把认可这些事的人聚到一起。
▲市集为“丑食”做的活动之一。想起以前自己买菜时的挑选标准，面红耳赤，上面写的每句话都是灵魂拷问：是谁定义了这个世界的美与丑？我们选择食物的标准是什么？那些被我们抛弃了的食物，曾经都经历了什么？自然的馈赠是那么的慷慨与富饶，但却不是取之不尽、可以任由我们挥霍的，抛开对食物的成见，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丑果”的世界。
行李：现在中国的有机市场是怎样的状况和构成？见你之前，基本上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听你说，都有“西北新农人联盟”了，是已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吗？天乐：刚才来找我的乳业公司也说自己是做有机的，它们有非常大的产业、资本，能进超市。你去超市看，那些写着“有机”的部分，才是中国有机食物在数量上的主流，和政府看得见的、愿意支持的主流。我们合作的这些小农，独立、边缘、做得认真，但不是那个体系里的。他们的市场份额很小，可以说微乎其微，但它提供了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我们还执着的做这个东西，是因为看到一些真正想做农业的年轻人，想用更好的方式去做，而常规体系不适合他们。早期的农友，像天福园、悟博苑，都是城里人，出于不同目的，带了一点钱去做农场。现在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或者像阿拉善的马彦伟，他最初只是去那儿工作，也做环保，做了几年，希望做一些更具体的事儿，于是做了一个农场，类似这样。我有时看这个店不满意，或者看市集的状态不满意，人不多，卖得不好，我们生存艰难，但经常碰到外地农友说，“我知道你们好久了”，“因为你们，我才觉得用这种方式做农业有前途”……如果大家觉得做一件好事没那么难，或者没那么可怕，他就愿意去做。这个话我不愿意说，但必须得承认，我们是有一点旗帜作用的，作为一个行业窗口，不能倒。我们也跟农友说，你在这里卖菜，不是只卖你自己今天的800块、2000块钱，你是在替中国所有跟你一样的生态小农户卖菜，只要你在这里一天，就会有另外的10个甚至100个农户看到希望，这是我们的价值。行李：以食物为线索，做食物教育，影响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天乐：是的。之前因为疫情困在北京，想象力都被限制住了，这次去阿拉善是今年第一次出差，见到其他农友、农场，还蛮鼓舞人心。当你走出去，发现市集有了自己的影响力，而这个影响力，就是我们每天这样一棵棵菜卖出来的。如果哪天我们不开店不办市集了，只在键盘前吆喝，影响力肯定会大打折扣。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这些耐住寂寞做事的同事，和那些很厉害的农友。行李：早上来市集，见到的第一个农户就是悟博苑，顾客来买玉米，他骄傲地说，“我是上过央视的”，那种快乐会感染到买菜的人。一般的市场，有买卖双方各自的苦相，有讨价还价的争执，有环境上的脏乱差，但在这里，从食物到农人，鲜活、干净、快乐，农友感染顾客，顾客回去，又会以这份健康的食物和好心情感染家庭。天乐：我们和农友之间的信任和情感也是慢慢建立的。刚办市集时，农友很兴奋，觉得终于有人为我们做事了，他们最开始都是单打独斗。天乐：就是口口相传，农友有顾客的地址，会自己开车送菜上门，天福园就是这样。所以听说有市集时，觉得终于有人来帮我了。最早由国外艺术家做，不是很接地气，年轻人过来很嬉皮的唱唱歌，玩一下，买东西的不多。后来农户有一点疲了，会问自己：这个事情的意义到底在哪儿？也是不信任，有些也会想：你们到底图什么？甚至有农户跟我说：以后少给我打电话。很多人很难理解（包括农友在内），有人会在自己其实没什么钱的时候还愿意对别人好，甚至比对自己还要好。我不喜欢哭穷，虽然没什么钱，但不会让人觉得生活很难。后来同事多了，每个同事都是跟农户连接的点，也就零敲碎打的慢慢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才意识到我们就是不计成本为大家服务，慢慢有了互相间的照顾。疫情时，我们担心农友出不来，这也意味着我们自己没菜吃。大年初二，一个农友专门从南边给我送菜到北边来，面都没见，把一包菜扔小区门口就走了。我们大部分同事是公交出行，农友会经常帮忙开车带东西，我刚才就把行李箱给我们农友了，他去送菜的地方就在我家楼下。还有刚才进来那人，其实是天福园的消费者，他们夫妻俩会帮天福园出摊，早上从很远的北边跑去南边的房山，把菜运上，再带着菜回市集卖。有两个集友的妈妈都在天福园农场住过，张罗好多事，也不拿钱，挺辛苦的……大家的关系好到这样，其实是一种认同。行李：以前我们用“农民”统称他们，而现在有“农友”，还有“集友”，他们是平等的，每个产品都有名有姓，看到了种菜后面的那个人。天乐：我觉得所有劳动都应该这样，而现实是，劳动都被掩盖，你看不到，所以才会挑三拣四。纯粹是一个商品时，跟具体的人、具体的生命没有关系，你会无感。天乐：我一直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做了这行以后，更觉得钱要花在生产者身上，如果出去旅行，也会去农夫市集买菜，哪怕很贵，不让中间渠道赚大部分钱，不是说中间渠道不好，我们也是中间渠道，但希望更多的小生意能够活下去。比如喝咖啡，只要能找到一家独立咖啡馆，环境还可以，我肯定去。比如酒店，尽量选民宿，或者本地品牌，不去大的跨国连锁酒店。在性价比差不多的时候，我都会选独立的小店。但耐用品我肯定都买好的，不过都会在有好的折扣时买，没有折扣坚决不买。天乐：公平起见，也希望经济多样性。我这种奶茶都不买的人，为什么要帮刘强东赚钱？哪怕买一个东西只帮对方赚五块钱，为什么不让另一个更需要的人赚这五块钱？穷人帮穷人，这是蛮朴素的道理，但大部分人不会从这个角度想。行李：最后，那么多返乡青年回归农业，他们最根本的热爱是什么？天乐：喜欢跟土地打交道，觉得在田里的时候，摸着植物的时候，和动物相处的时候，身心最舒服。跟自然打交道的人，他有悟性的话，会很开阔，像你会碰到金鹏、柳树，和他们聊天，每次都能觉悟到一些新东西。我们合作的农友，真的都很谦卑，他们多多少少知道，很多事情不在我的控制之内，大自然也会给我出难题，在社会上遇到点问题也能接受，心态就会放开很多，现在好多人遇到一点挫折就被压垮了。你应该看《新小农阶级》，里面分析得挺好，说小农户是最自由的职业，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被土地束缚，但他又是高度自主的，特别是跟消费者直接对接、掌握定价权、在市场上有主动性的农户，是非常自由的，很多人是享受这种自由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市集，管农户很难的原因，因为你是在管50个自由的灵魂，都有风骨，我们要认清这个现实哈哈。我跟他们闹过矛盾，吵过架，但还是都能看到一个个可爱的、勤劳的人，农友真的非常勤劳，我做不到他们的五分之一，让人敬服。但在市集上，还是不时听到有人说“卖菜的！”就是那种鄙夷的口气。农友们很了不起，这些了不起的人应该在经济、社会地位上都得到认可。
▲真正看见来之不易的食物，看见食物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人，再面对食物时，在心里生起一份珍惜之意。
农夫市集的农友里，除了“柳树家的”金鹏，另一个一下子击中我的灵魂，是天福园的张志敏。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做过外交官，做过高级国际商务师，签下过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最初订单，助力中国入世。但2001年，她搬到了房山区的乡下，开始耕种150亩土地，于是有了“天福园生物多样性农庄”，至今19年。在天福园近20年的耕种中，她是如何体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理解生产、生活、生命的？「我养了不多的鸡鸭鹅，每天清晨听到它们打鸣，就起来给它们喂水和食物。其实它们都不需要我喂，生活在大自然里，自然会养育他们，像空中飞翔的鸟，人类没有养育它们，它们也生活得很好。养育家禽，我会给它们一点食物，但这并不是我在养它，而是人在和自然合作，通过喂食来和鸡鸭鹅建立感情。每天看着我拎着小桶过去，它们就会往我身边来，即便里面没有食物，因为它们跟我有了感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人与植物的感情，也都是在生活、工作中，通过劳动合作建立的。家禽是让我们学会管理生命的助手。我在天福园生活，每天看日出，每天重复这样的生活，在自然中感受生命之间的关系。太阳出来后，每分每秒都在滋养人、植物、动物，甚至大地中的微生物，土地的生命和日月星辰都紧紧相连，这才是真实的生活。耕农田的时候，农田也在耕我的心田。20年前，我在城里做对外贸易进出口，看上去高大上，在5A级的办公条件里工作，但周围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即便它们看上去是干净的。联合国给健康下了定义：身体的健康、精神的健康、社交能力的健康。如果我们每天都低头在虚拟的世界里和人沟通，面对面和人的沟通就会出现问题。当下的”诚信危机”，可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和内容不健康。当我们被某种不自然的动作格式化的时候，看上去很专业，实际上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在大自然里管理生命，时时刻刻都有事情可做，比如树落叶了，就把它收集起来，树叶也是生命物质，就得想如何管理、利用这些树叶。人类很多的科技发展应该和自然有机结合在一起，但现在科技发展的方向是规范化、规模化，这只是便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人类生活品质的提升。我一直觉得中华农耕文明是修复当今诸多危机的良方，在农田里生活、真实的劳动，自然会给你最真实的反馈，没有欺诈。自然有原则和规则，人类社会才有原则和规则，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现在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在掠夺自然。我们应该醒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怎么生活才不辜负生命？在我看来，中华农耕最核心的理念就是：管理生命，与自然合作，自律的生活。天福园有150亩，但只有我和两位本村老太太干活。我们尊重自然，与自然合作，过一种自律的生活。既然农业也是生活，就不能简化成社会的生产部门。生活的智慧是门艺术，对生活需要运筹，农耕生活更是需要运筹。我每天起床后就写点东西，天快亮了，就开始洗奶瓶，先把水烧上，利用等水开的十几分钟去喂鸡喂鸭。跑回来，水也热了，就开始洗瓶子。烧水之前，还可以煮上一锅粥。回来之后，早餐也就有了。我们把生活安排好，就有效率了，人的勤劳本性也在生活中培养出来。资本把我们的生命切碎了，如果生命被切碎，做事情就会变得被动，为了完成工作，为了保持干净而打扫卫生。人可以干的活儿，除了本职工作，也就拖地之类的家务，于是就要靠娱乐来填塞。上学学数学，其实是思维方式的训练，但现在只注重分数这个结果，于是学习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我们需要知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不能舍本求末。农庄建立之初，第一件事是保护土地原有的野草多样性，以恢复土壤本来的生态环境，如果细细数一数，每平方米的植物种类可能有上百种。 生活应该是完整的、平衡的、不被切割的，这样的生活在思想层面、社会层面、生态方面，都会和谐。当我们的社会细胞是稳定的，田地是稳定的，我们的生活才能稳定。而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带来意识形态和生态的改变。我一直觉得，农业是人类的生活，是管理生命的艺术，是人与自然合作的艺术，是以生命欣赏生命的艺术。」
▲张志敏和她的天福园农场，是无数有机人心中的精神高塔。